第六百四十九章 国之根基 (第1/2页)

北京。
　　
　　大顺监国闯王正在视察满洲留下的机构武备院，此院也是满洲内务府所属三院之一，但在清军入关以前此地却叫兵仗局，乃是前明内廷专门负责生产制军械以及火药的军事机构。
　　
　　陆四印象中，明末前明军队的武器装备一塌糊涂，不但武器的做工极为粗糙，质量更是不能见人。
　　
　　弓弦一拉就断，火铳一放就炸膛的事屡出不穷，盾牌用力敲击能当场碎掉，可以说前明九边包括内地卫所，在武器装备这方面是完全不及格的。
　　
　　结果导致带兵的将领不得不将能用的装备用来武装能打的士兵，渐渐演变为家丁，使得国家军队最终沦为将领私兵，继而又衍生出所谓将门集团，进一步加速明朝灭亡。
　　
　　眼面前的例子就是满清的汉军八旗八成来源于前明的将门集团，而这个将门集团中辽东集团又占了八成。
　　
　　一切问题的根源在陆四看来，其实就是钱的问题。
　　
　　明朝其实很有钱，隆庆开海至明亡，单是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就高达几亿两。
　　
　　然而，国库没有见到这些白银，国家没钱，皇帝没钱，军队又如何有钱？没有钱，再好的军队也会一步步烂下去。
　　
　　银子去哪了，不是一两句能够说清的事，真要细究，陆四觉得他就是组织一帮学士搞个专题研究，恐怕都未必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就是他自己，也是一知半解。
　　
　　模糊印象无非是钱都在士绅腰包里，皇帝穷，国家穷，穷到最后皇帝都差给臣子磕头求他们捐钱，结果一个没捐。
　　
　　再之后，亡了呗。
　　
　　深层次，肯定是国家体制，或者说明朝的赋税制度出了问题。
　　
　　藏富于民是一个理论，国富民强也是一个理论。
　　
　　二者并不矛盾。
　　
　　但首先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国强。
　　
　　国若不强，民之再富，亦为人家的牛羊，待宰而矣。
　　
　　况大顺如今是一穷二白，甚至已到要靠缴获的古玩书画去换钱粮的窘迫，而早先为了筹集军饷，连曲阜孔林都给动了。
　　
　　这大顺的读书人要是脑袋不转过弯来，将来他陆四指定要被后世知识分子唾骂，称他破坏圣贤之地，毁坏华夏文明。
　　
　　虽然事实上陆四从来不认为什么孔林、孔庙能代表华夏，可架不住两千多年的固有印象。
　　
　　身后名暂不管他，现实事却是要搞好。
　　
　　富国同时也富民，富民同时更强军，如今中国尚未统一，陆四就算有一万个抢劫...有一万个国际贸易对象，他也得先按住性子，把内给安了。
　　
　　只有一个统一、坚实的中国，才能为华夏民族的富强奠定基础。
　　
　　大顺是建立在明朝之上，想要不重蹈明朝老路，陆四这个大顺领导人肯定要想办法改变明朝的弊政。
　　
　　定鼎北京后，加强中央集权、恢复地方民生、筹集大顺军饷是有关大顺能不能再次立足脚跟的三件大事，而这三件大事又无一不涉及到对地方财务的整顿。
　　
　　明朝一年不过收几百万两，到了满清一年收两千多万，税赋增加了好几倍，加到福临的儿子都不好意思再加，于是“永不加赋”，结果却落得人人都在赞美大清，士绅官员齐赞大清好，这个先进的经验陆四是必须要照搬的。
　　
　　前番归降的河南布政使袁有龙日前上疏，疏中有言前明时，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
　　
　　袁有龙的意思是请监国能够体查民情，中央政府今后制定的政策能够倾向于贫民，尤其是现在河南全省人口不过百万，倘若继续如前明一般横征暴敛，恐中原之地很难实现太平。
　　
　　这个大概是古今中外官员在大乱之后的一惯“套路”，虽然很有效，但几十上百年一过，过去的旧问题又会出现，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被陆四内定为下一任衍圣公的前曲阜主薄文彦杰的上书比起袁有龙的“套路”就有建设性了。
　　
　　离开山东时，陆四给了文彦杰一个任务，就是用一年时间走遍山东的大小乡村，实事求是搞一搞民情察访。
　　
　　为什么不让其他人，而是让一个主薄去察访，原因就是这个文彦杰务实年轻，身上没有从前明朝官的“官僚主义”，有一股新气。
　　
　　在接到北京公文着其与山东通会陈不平入京理政后，文彦杰便将这一年时间对山东各地走访调研的成果写成《山东人丁税役考察书》递呈行营。
　　
　　书中写道：“查旧例，人丁五年一审，分为九则，上上则征银九钱，递减至下下则征银一钱，以家之贫富为丁银之多寡，新生者添入，死亡者开除，此成法也...”
　　
　　大意是说过去明朝征银制度看上去颇是完善，然而具体执行随着年代久远，地方有司未必留心稽查，也就是没有做到五年人口一小计，十年人口一大计。官员怠政又为博户口加增之优绩，遂不顾民间之疾痛，只在上任黄册随意拿笔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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